自畢馬威對外公布「創新創業扶植戰略」以來，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政策推助下，畢馬威已在全球範圍開啟點亮行動，包括北京、深圳、香港、硅谷、紐約、倫敦等地區在內的創新創業戰略已經全面展開。作為畢馬威的一員，我有幸參與了畢馬威在深圳開展的一系列創新創業的扶植活動，從而與眾多初創企業的企業家們結緣，更直接地了解他們的一些想法和企業的實際情況。
在這個過程中，我發現這些初創企業普遍存在一些共性問題，比如企業融資問題、人才問題、增長策略問題等。因為創始人多是產品或技術出身，在思考這些問題時，他們的關注點往往集中在企業效益、估值、法律上，而容易忽略這其中需要理順的財務問題。這也成為了不少創業團隊在創業期遭遇財務困局的原因。
大多數創業團隊在初期都沒有配備財務方面的專才，但不可迴避的是從公司設立開始，就已經存在很多財務工作需要處理。不少初創企業的創始人出於信任和資金安全的考慮傾向於找熟人甚至是親人來管理財務工作，而不是從專業勝任能力角度來評估財務人員是否符合任職資格。
在我們與很多初創企業交流的時候，我們發現他們中的一些人對財務報表的概念還停留在「收付實現制」的年代。他們往往認為企業一年運營下來，能夠清楚花了多少錢，現金回籠了多少，儘可能的減低企業和員工的稅務成本，那麼財務人員的工作就已經達標了。部分初創企業還沒有意識到良好的財務基礎對未來企業發展壯大的重要性。至於管理層準備的財務報表是否能反映企業真實的財務狀況；是否能有助於企業未來吸引戰略投資人、布局資本市場，並沒有被列入創業團隊的工作重點。
財務思維欠缺可能讓初創企業很容易步入下面的幾種常見困局：
- 當採用股權激勵模式來打造創業核心團隊時，因為財務基礎較為薄弱，無法合理估計股份期權價值和對財務報表的影響，從而無法真正發揮對核心員工的股權激勵作用。
在以往我接觸過的企業中，甚至存在因為實行了股權激勵計劃沒有合理評估對財務報表的影響，導致公司啟動上市項目了，才發現財務報表利潤因為補充計入實施股權激勵計劃的員工成本大幅下降，影響了企業在資本市場上的估值。
- 歷史財務信息的不一致使得企業未來布局資本市場容易遭到監管機構的質疑而錯失登陸資本市場的最佳時間窗口。
不管是在香港資本市場還是國內A股資本市場上市，監管機構都非常關注企業在準備申報財務報表時所引用的財務報表信息與歷史期間呈交給工商、稅務部門的財務報表是否一致。如果以前提交過的財務數據因為期後調整而存在差異，那麼需要向監管機構解釋原因。在國內仍較嚴格的財務核查環境下，財務基礎工作的好壞直接影響了企業上市的時間表。
- 引入戰略投資時，企業無法合理運用財務思維對合作條款和合作前提充分評估，為企業未來財務狀況留下隱患。
隨着金融工具的不斷創新，現時機構投資者或私募基金投入企業的資金種類繁多，例如發行優先股、可換股債券、永續債、附加企業股份期權的債項等。這些金融工具在條款的設計上靈活多變，金融負債和權益工具的特點可能兼而有之，帶來了會計處理上的複雜性。尤其是涉及到或有結算條款、轉股權、對賭條款等，企業是否把「明股實債」的負債類型資金核算正確，從而合理估計財務費用對利潤表的影響就顯得尤其重要。
比如，我曾接觸過的某電子企業A的案例。A企業曾引入私募基金作為併購資金來源併購另一電子公司，來整合行業優質資源，從而進一步實現企業上市目標。在A企業在引入私募基金談判的時候，雖然聘請了律師來複核有關私募基金投資協議，卻忽略了評估合同條款的財務影響，導致合同的一些條款將A企業以向私募基金髮行股票的形式取得私募基金投入的款項，卻需要在會計處理上作為負債考慮，以致在後續計量中應確認有關的財務費用。這幾年私募基金要求的回報率是比較高的，所以當A企業完成併購，開展上市申請的時候，財務顧問進場才發現A企業的合併利潤被私募基金投入的款項所確認的財務費用吃掉了，達不到國內主板上市的盈利要求。
出現這種情況，就在於會計上對金融負債與權益工具的劃分是有嚴格的規定的。企業在引入戰略投資人進行融資的時候，就需要考慮有關條款的財務影響，從而才能整體評估併購交易的最終目標是否能夠實現。
除此之外，某些投資條款因為涉及到對「控制」權的描述，如果企業家沒有很好的理解會計上對「控制」的定義，導致某些重要的附屬公司可能由於一些協議條款，交易安排的欠考慮，引致對企業「控制權」的變化而無法納入合併報表。常見的這類協議條款，包括投資方派駐董事後，董事會議事規則修改為「全體董事一致同意」或對重大經營決策「擁有一票否決權」等。
初創企業的創始人要想避開上面提及的財務困局，就需要全面理解企業發展周期中可能面臨的問題，將財務管理作為企業管理重要的組成部分，引入合格的財務專才或者加強創始團隊對財務知識的學習，以達到運用財務思維協助企業價值最大化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