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交所抓住了它最後的機會，而並不處於中心角色的楊琳也在學着找到自己的位置。

「記錄普通人的行動和日常生活，」沃爾特·哈林頓說，「在我們的行當里，這種記錄太少了。這種故事記錄人在生活里尋覓意義和目的時的行為、動機、感情、信仰、態度、不滿、希望、恐懼、成就和渴望。它們幫助人理解自己在世界裏的位置。」

他曾經寫過一個故事，「這家人的十幾歲的男孩兩年前自殺了。我努力向他們解釋我想寫的那種故事，探究要達到的深度。父親聽了許久，最後說，「這麼說，你想知道我在安靜房間里祈禱時心裏想什麼。」」

哈林頓說，最簡單的形式就是：人怎麼生活，他們看重什麼價值？

我們每個人的生活組成了這個世界。

「2018 故事」是《好奇心日報》的新欄目。

 

飛機落地香港機場的時候已經是晚上九點了。楊琳才匆忙結束了一個前往北京的兩天短差，但她還是決定直接回公司加個班。的士穿過青馬大橋、西九龍高鐵站和西區海底隧道。金融區的大樓依舊亮着燈。電梯幾秒內竄到上百米的高度。楊琳放下行李，打開電腦，開始準備第二天需要的文件和幻燈片。這一夜直到凌晨兩點，她才走出辦公室。

楊琳今年 27 歲，在香港的一家投資銀行負責 IPO 業務。

2018 年 4 月，由被外界評價為進取、甚至是激進的 CEO 李小加主導，港交所啟動了 25 年來最大的一次改革，大幅降低了上市公司的門檻，允許同股不同權公司、以及尚未取得盈利或收入的生物科技公司在港交所掛牌。

小米、美團等一大批內地人特別熟悉的公司在港交所敲鐘上市。也正是因此，港交所啟動的這輪改革，在媒體的報道中，都被認為是所謂「新經濟公司」的收割期。這說的是過去一段時間，像是小米、美團這樣，依附於移動互聯網蓬勃發展並壯大的一批公司。

2017 年下半年，當時已經在負責 IPO 業務的楊琳開始感知到市場即將發生變化。

這並不是什麼厲害的先見之明。港交所此前已經多次推出徵求意見稿，通過與港交所之間的溝通，他們也相信改革是遲早的事情。「市場的認知是這個一定會做，只是具體哪一天還不確定。文件出了以後，意味着他才能正式接受你的上市申請。」

改革意味着更多公司將被允許上市，也意味着更大的、不能錯過的生意。於是他們派出員工向潛在客戶兜售上市方案和服務，並為未來的交易組建團隊。

自六年前正式踏入金融行業以來，楊琳輾轉過多個不同的工種。度過了兩千多個同樣的日子之後，她看上去已經習慣了這樣冗長的、透支生命的工作方式。長時間、高強度、快節奏。但剛剛過去的這一段時間，依然是她整個職業生涯迄今最辛苦的日子。

半年多以來，一周五個工作日中，有至少三天她需要熬到凌晨一點以後。每個月也至少有一兩天會徹底通宵。如果第二天時間允許，她會先回家睡上六七個小時，直接翹掉當天上午的工作，等到吃過午飯再回到辦公室。

撰寫項目計劃書、設計重組方案、梳理財務報表、查閱相關法律法規、完成盡職調查、尋找買家、申報材料與招股書……整個過程漫長而又複雜。參與過多個 IPO 項目的楊琳對於這一切都十分熟悉。

回憶起上司當時問自己的話——「我們馬上要組建一個新的關於生物科技的團隊了，你是不是感興趣，要調職到這個團隊？」——楊琳說自己當時還是挺興奮的。

這不光是因為港交所降低門檻為自己搏來大把交易機會，還因為生物科技行業帶來的信息量本身。

楊琳並非醫學出身，作為投行員工去接觸這些生物科技企業，能夠讓她觀察到醫學技術的發展。「比如說看科幻小說，有人會寫未來有小機械人可以放進人的身體裏面，你可以用機器去做手術，但你會覺得這是科幻小說，不覺得這是在現實生活中能實現。」但真的開始和生物科技公司接觸之後，她發現確實有公司在從事這方面研究，並試圖大規模商用。

「我在接觸這個領域的任何一個分支的時候，很多變化我都是第一次知道，這對我來說是一個獲得很多新知而過載的狀態。」楊琳說，「這時候你就會覺得，科學還是很美妙的。」

楊琳覺得在這個領域，自己真的能夠幫助到這些企業。在生物科技領域，所有的產品從立項、研發，再到真正面向市場、創造利潤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以藥品為例，《自然》雜誌此前的報道稱，一款藥品平均研發周期在 13.5 年，耗資 17.8 億美元，這還不算其他砸了很多錢，但最終並未研發成功的例子。

為了撐過漫長的不賺錢的階段，生物科技企業需要足夠的融資渠道，「但市面上可供選擇的一般就是股權和債權融資兩種方式」。「借債的特點是無論怎樣都要還債的。一旦研發失敗了，這個錢還得照樣還。那對於生物科技這樣風險很高的企業來說，這並不是一個理想的融資方法。」

如果不選擇上市，股權融資就只能靠私募基金投資。通常情況下，私募的條件會更加苛刻，價格也會更低。「如果有條件的話，當然還是希望能夠上市。」這些都是投資銀行家們能夠幫助企業的地方。「在這個環境下，你每天見這樣的公司，試圖從那麼多公司中去找到一些你覺得有潛力的、市場也會喜歡的公司，希望幫他們融資，希望讓他們做的更好。這本身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隨着港交所在今年 4 月份正式通過改革計劃，楊琳也開始忙碌起來。在這前後，她的時間大多花在了撰寫計劃書上。不過，投行能不能拿到項目，並不取決於計劃書的質量，也同樣要看投行自身的影響力以及人際關係。這不是楊琳能夠直接發揮作用的領域，她因此有些無奈和焦慮。

楊琳並沒有等待太久，生物科技公司上市的需求很快爆發開來。

8 月 1 日，生產抗乙肝、丙肝、艾滋病藥物的歌禮製藥成為了第一家在港交所上市的尚未有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此後，華領醫藥、百濟神州、信達生物等公司相繼上市，另有十多家公司也已遞交了招股書，等待港交所審核並批准上市。根據港交所官方公布的數據，2018 年前 9 個月一共有 166 家新上市公司，比 2017 年同期增長超過 50% 。

太多等着上市融資的公司，甚至超過了投資銀行能夠負荷的範圍。「現在好多行都在各種招人，因為人手完全不夠。很多的分析師都直接被安排上了醫藥行業的相關項目。」楊琳說，「之前也有好多獵頭在問我要不要跳槽，包括我所在的團隊也一直在招人，但是就很難。」整個香港可以覆蓋生物醫藥的分析師身價都「大幅提升」。她說不上來具體上升的幅度，「但他們現在議價權就非常大」。

楊琳的工作也逐漸走上了正軌。目前她主導的項目就有五六個，這還不包括幫着其他同事一起處理的項目。現在她一個月要往內地飛五六趟。白天要在很多不同的地點跑盡職調查。在來回穿梭的間隙，她需要在的士上拿出電腦來準備一些文件，甚至是參加電話會議。晚上回到酒店默默在房間里工作到三四點。

「我在線上的時候就看到了我好多同事，他們應該也是在跑盡職調查，也是不在辦公室的狀態，但大家都是三四點的時候在線上。『誒？你在啊。』『噢，你也在啊。』」

楊琳說自己有時候會情緒化，如果公司本身的狀況很差，她就會表現得非常消極，心想反正你也沒法上市或者按你意願融資。但如果發現公司真的有價值，做的事情還挺好的，或者說覺得這個管理層還挺不錯的，就會想幫他上市，或者想幫他融到錢。

其實對於金融市場，楊琳之前的態度近乎於厭惡，尤其是覺得金融在本質上就是數字遊戲。「尤其是國內股票市場的起起伏伏，有多少是因為公司價值實際的變化，更多是投機行為導致的股票價格變化。但是這種虛浮的變化又會對個體產生真切的影響，當你風險把控不好，一次股票投資失敗，會造成一個家庭的一個重大變化。」楊琳回憶自己過去的想法，「那時候就會覺得金融是邪惡的，對社會沒有大的貢獻。」

楊琳喜歡醫學。她的父母都是外科醫生，家庭環境讓她長期以來都對醫藥領域抱有極大的興趣。從內地畢業之後，她於香港讀書期間在一家 NGO 做過實習。這家 NGO 會與醫院、企業等各方合作，研究醫療模式試點的成效。他們將結果整理匯總，製作成報告，為制定醫療政策提供支持。畢業前，就讀於商學院的楊琳還申請過公共衛生方面的課程，最終放棄，是顧慮到在美國學習如何制定公共衛生政策未必適合中國的環境。

不過儘管父母從醫，但是現實問題讓他們不希望女兒走上同樣的道路。最終，楊琳的大學專業也就隨大流地選擇了經濟金融的方向，但她對於這個決定始終有所懷疑。進入大學以後的第一課，教授告訴學生經濟學如何用成本（cost）和收益（benefit） 來衡量人類的選擇和決定時，她沒有忍住，問老師，這樣衡量世界的標準是否過於單一了，而其他許多價值並不能用損益來簡單概括。

變化發生在大二那年。她參加了學校里組織的一個活動，由一個行業資深人士擔任導師，帶領一組學生，為一家中小企業提供金融諮詢服務。當導師帶着他們，用金融分析工具去分析這個企業的財務狀況的時候，楊琳發現確實是能夠據此針對企業的經營提出一些改善的建議。

這也促使楊琳不斷在金融行業中尋找能夠直接影響經濟實體的工種。剛入行的時候，她的工作更偏二級市場的交易。這樣的工作讓她缺少使命感。她想「距離實體經濟近一些」，才慢慢尋找機會，終於找到目前投資銀行在企業 IPO 業務的崗位。

如今即使將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醫藥領域，她仍然會有這樣的感受。醫藥領域的創新速度很快，生物醫藥、器械、基因技術、AI 診斷都在不斷發展，相關的產品、服務也是層出不窮。國內外，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中國藥品監督管理局（NMPA）等機構都在努力追趕技術的腳步，出台相關的監管規定，但很多領域的相關規定仍遠不及行業發展的速度。

4 月的消息帶來繁榮之後，市場的變化也來得很快。2018 年下半年，選擇在香港上市的企業最先感受到了資本的冷遇。截至2018 年 9 月底，當年新上市的公司中股價跌破發行價的企業超過 70% 。

「去年下半年和今年上半年的市場情緒明顯更好，但是現在大家的情緒就明顯更加審慎。」楊琳說，「我和投資者接觸下來的感覺也是他們現在會更加審慎。」

上半年，楊琳所在的投資銀行還在尋求擴張。當她向上司抱怨人手不夠的時候，上司的態度還是「你覺得如果有可以的人選，就直接招進來吧」，但是到了下半年的時候，公司招聘的額度就已經凍結，展現出了一種更為謹慎的態度。

在金融行業工作，周期是一個永遠不能迴避的問題。

但楊琳並不會將這一切看作是又一次經濟危機的開始。這部分是出於從業人士習慣性的謹慎，也可能是因為在這個行業當中，她也見慣了起起落落。「我記得那是2015 年 6 月份，那時候 A 股還在 5000 多點，兩個月以後就跌到不到 3000 點。其實那個時候大家都意識到，5000 點是個不現實的事情，但就像是擊鼓傳花一樣。突然有一天有個人告訴你，鼓聲要停了，所有人都相信的時候，那就真的停了。」

在她的印象中，那段時間整個香港金融圈都在裁員。2016 年 1 月巴克萊銀行宣布關閉它在亞洲的現貨股票業務，包括香港在內，整個亞洲地區縮減 1000 名員工。4 月摩根大通的亞洲財富管理業務裁員三十人。6 月東亞銀行裁員 180 人。一整年，香港滙豐銀行的員工數量減少了整整 1000 人。

放在更長的時間維度來說，裁員似乎是香港金融圈的常態。從 2008 年金融危機之後，時不時就會有大型金融機構裁員的消息傳出。年復一年的波動、低谷、裁員，帶來的是更真切的感受。「在經歷股災之前，你的腦海里不存在這樣的擔憂，或者說你知道這個擔憂，但你不覺得會發生。只有在真正體會過故事的起起伏伏之後，才能體驗到這是真的。」

帶着這樣的心態去看當下的市場的話，楊琳不會因此而感到太過悲觀。生物科技企業的性質就決定了，他們對於資金的需求很大。港交所上市的流程打通以後，這是他們現成的最好的融資方式之一。她相信市場不好，打擊的只是投機性質較強的項目，但好企業、有確切需求的企業還是有機會的。

從來到香港讀書，到 2018 年末，楊琳在香港已經生活了 8 年時間。非典事件過後，為了重振香港旅遊業和經濟，大陸與香港簽訂了自由行協議。此後，大陸孕婦赴港生子搶佔香港醫療資源，水客多次往返香港搶購奶粉，旅遊業繁榮帶動香港城市士紳化並且抬升香港生活成本，都使得香港人對於大陸遊客越來越反感。雙方的矛盾在 2010 年以後逐漸激化，直到 2012 年 2 月部分香港網友在《蘋果日報》和《爽報》刊登廣告，斥責大陸遊客是蝗蟲。

這些情緒都被楊琳看在眼中。最初在香港的那幾年，她一點都不喜歡這座城市，覺得香港人對大陸有太多的誤解和敵意。但最終，她還是慢慢地在被這座城市改變。尤其是在工作以後，與同事之間的交流，讓她意識到，真正對大陸懷有敵意的人並不多，碰上一些事情也能很順利地交換一些意見。「漸漸地，就還是對香港有了一些認同感。」

她的感情在大陸和香港之間搖擺着。她喜歡大陸的便利，外賣、快遞、移動支付，但同樣也喜歡香港的秩序感。

最大的改變還是思維方式。當被問起，是否還堅持用經濟學的損益那一套無法解釋人的動機時，她會用一種模糊的口吻說，經濟學的那一套在某種程度上還是比較實際。「你可以說，這是我現在做金融，或者說在香港待了那麼久，對我的想法和思考的一些改變。」

偶爾工作壓力巨大的時候，她也會被各種各樣的負面情緒充斥，她說「這個行業真的挺累的。如果你不是真的還挺喜歡它的話，你可能不會堅持很久。」頓了頓她補充道，「我真的還挺喜歡它的。」

（應受訪對象要求，文中楊琳為化名。）

題圖/網易

來源：韓方航  好奇心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