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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麗的辦公電話又一次響起，這是她一上午接到的第10通，無一例外都來自媒體。對方自報家門後說：「昨天A企業IPO預披露，你們是其財經公關。認識一下，以後多合作。」禮貌的簡短交談後，蔣麗掛掉電話，將這家媒體的信息錄入電腦中的Excel文件，點擊保存。
蔣麗昨天才接到這個項目，在A企業預披露的當天。她已經料到了今天的電話轟炸，不出意外的話，幾乎所有關注IPO的財經媒體今天都會給她來電，這是他們爭取廣告業務的一個機會，「媒體的經營人員希望能進入企業的廣告名單里」。
看似禮貌的電話，雙方都不露聲色，但蔣麗也老練地保持一種戒備，她知道，這最初的禮貌維持不了太久，蔣麗能全盤領會對方的意圖：我們會密切關注你的客戶，如果我們未能進入你們的媒體覆蓋名單–也就是一筆廣告費，我們可能會揭露報道企業的負面消息，想不想避免這些麻煩？
她今天會很忙，除了接電話，還要打十多個電話，對象也是媒體，它們在企業確定覆蓋的名單里，她要向媒體的廣告經營人員進行報備：「A企業願意與你們保持良好的關係，請在後期寫稿子的時候注意一下，不要有負面的報道。」
蔣麗的職業是IPO財經公關，從修辭上來解讀這個詞，就是「財經類的公關」。在當今歐美等發達資本市場中，財經公關早已深入人心，對這一職業的另一叫法是「投資者關係顧問」，主要是維護並提高上市公司的形象，吸引投資者購買其股票，並長期持有。
1984年，世界第二大公關公司偉達公關在北京設立辦事處，15年後，公關被列入國家職業分類。中國內地的第一家財經公關–金蘋果財經傳播公司，最初於1997年在香港創辦，1998年移師內地，它也被稱為「財經公關領域的黃埔軍校」；公司的一些初創人員離職後，又創辦了其他財經公關公司，不少在今天仍居業界領先。
雖然這一行業設立的初衷也仿效歐美，定位於「投資者關係顧問」，但自其出現，就一直在走着「中國模式」，與國際慣例漸行漸遠。
在2004年前，實行IPO舊發審制度時，負責審核企業上市資質的發審委委員名單是保密的。那個時候，提前疏通關係，公關成功，就相當於為企業成功上市加了一道保險。而財經公關拼的就是關係，他們往往說這麼一句話–「我會裡有人」。其主要工作是「賣名單」，在上報材料後，幾乎每家擬上市公司都會找財經公關，讓其幫忙打招呼，甚至是金錢交易。
這也是財經公關公司瘋狂生長的時期。2011年，財經公關市場份額排名前7的公司，都是在這一時期加入戰局的。但隨着新的發審制度的實行，發審委員名單的提前公開，財經公關也經歷了一輪洗牌。到2005年的時候，開始有媒體長期針對IPO做負面性的調查報道，其他媒體隨之一擁而上，財經公關的業務範圍也轉為媒體溝通，卻並沒有太多地「陽光化」。
這也是「媒介經理」蔣麗現在的工作。在紙媒充斥生活，網絡無處不在，搜索引擎日益發達，人人都在論壇微博上充當記者的時代，她的工作更顯得重要。如果客戶有一條負面消息出現，10分鐘內就會被轉載上百次，在搜索引擎上的搜索條目可能已鋪天蓋地。這樣的傳播速度，就像一個公開的放大鏡，企業身上的任何一個弱點一旦被捕捉，那就是一個快速蔓延的傷口，甚至會致命。
而她所要做的，「就是在擬上市企業的招股書預披露後，避免媒體對企業進行負面報道。最好是無人關注，悄無聲息，越低調越好，無論是負面的還是正面的。」最終的目的就是讓企業順利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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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的誘惑吸引着不少企業都想上市去搏一把。
某公司老總在談起上市時，將之稱為企業的「成人禮」。幾乎所有的企業負責人都被問到過「什麼時候上市」的問題，這一問題甚至被某些編輯記者列入採訪財經人物的常備問題，在不知道說什麼的時候，就把這個問題拋出來。
中國企業對上市的熱情如此高漲，來源於它們對上市的一個看法：上市沒有成本，卻能輕而易舉獲得大量的資金。這是中國社會從股民到企業對上市的認識誤區，也是真真切切存在的現象。在幫助企業上市的專業中介機構中，券商投行是主體，它們參與企業上市的全過程，並組織起會計師、律師事務所、諮詢公司的團隊，財經公關也在其中。
吸引眾多機構進入這一行業的，是巨額利益的驅動。本應起着輿論監督作用的媒體，也抱着追逐利益的目的參與其中。在蔣麗所接到的「索要廣告費」的電話中，就有媒體直白地跟她說：「我們也要分一杯羹。企業上市圈了這麼多錢，分我們一些不是很應該的么，反正他們也是在騙消費者的錢。」
灰色利益也驅使媒體使用灰色的方法，他們研究公司按規定發佈的招股書，從中挖掘可疑的材料。但其目的不是要將不良企業公佈於眾，凈化股票市場，避免給股民帶來損失；而是作為要挾的籌碼，與公司討價還價，一旦得到期望的封口費，他們的研究成果無論真實與否，都可以銷聲匿跡，化於無形。
蔣麗也是做媒體出身，但她「之前從來沒有覺得媒體有這麼惡劣」。在來到這家公關公司之前，蔣麗在媒體行業已經輾轉了5年。雖然她是從新聞專業畢業，但卻越來越看不到自己在這一行業的未來，「本身就不熱愛，覺得自己的工作沒有意義。每個月交稿前，我都陷入焦慮。我很怕別人看我的文章，因為沒有信心。說我寫的好得人，我會覺得很虛偽，說我寫得不好，我會很生氣。」
2年前，一個偶然的機會，朋友介紹她跳槽到財經公關公司。在面試前，她對財經公關還一無所知，當面試官問她對這一行業的看法時，她說了自己對「公關」的理解：「把客戶的正確價值通過媒體傳播出去，公關是一個中介者的身份。」回想起當初的情形，蔣麗覺得可能正是自己的這一回答吸引了坐在她對面的人，她得以成功轉行。
但這份工作的實際內容卻跟她想的完全不一樣，「跟着領導進入項目，知道了怎麼回事。一開始特別不能接受，當時我覺得自己乾的活兒就是拿錢不讓別人發稿。我很氣憤，覺得媒體沒有底線。」 「乾的是臟活兒累活兒，就是跟那些小媒體打交道的時候，他們明目張胆地問你要錢。或者隨便瞎拼亂湊一篇稿子發給你，看你要不要投錢。」
但她很快適應，並找到了自己的價值，「如果我能幫助一個企業成功上市，就是我工作的一個結果。」她也飛速成長，半年之後，就已經獨當一面，開始負責項目的媒體溝通工作。
在招股書預披露之後，券商會向企業推薦相熟的財經公關公司，經過競標，企業會選擇一家。最基本的服務是：為企業提供一個媒體方案，「上市之前需要維護哪些媒體，不讓哪些媒體發聲對它上市更有利」。其次是對公司的董事長和董事會秘書等人進行培訓，「告訴他們如何接待媒體來電，如何回復媒體的採訪」。
根據證監會的規定，企業上市前要在一家指定的媒體上進行信息披露，刊發IPO期間的各類公告。但這5家指定的信息披露媒體（《中國證券報》《上海證券報》《證券時報》《證券日報》和巨潮網）並不是財經公關的服務範疇，「主要是董秘在談，因為無論如何都要維護，不僅僅是IPO期間，而是要長期跟進。」最初，法定披露佔主流，但隨着越來越多的媒體加入覬覦利益的行列，非法定媒體的維護已成為蔣麗日常工作的主要內容。
每個項目總不會風平浪靜，具體的情況也多種多樣，但如今她已經可以嫻熟處理。
企業預定維護的媒體一般在10~15家，在接到項目後，蔣麗會為企業篩選出這個名單，主要依據項目企業的特點和行業進行，「一些影響力較大的主流財經媒體一定會在名單中」。
對於名單外的媒體，如果企業沒有太多預算，她的處理方法是跟企業互相推託，統一口徑。「方案還沒出來，要等企業過會或上市之後才會定。」但媒體那邊也很有經驗，「到一個時間點之後，如果還沒有確定的回復，他們就會以記者的身份，給你發一個採訪提綱，或者一篇已經寫好的文章，內容就是所謂的他們掌握到的內幕。」
對這些提綱和文章，蔣麗需要詳細分析，然後給企業做出建議性的回復，「這個文章的內容是不是已經被某個媒體報道過，沒有太多新意；或者是不是來自招股書中的哪一部分。這是最普遍的情況。」
她同時要分析的，還有媒體的性質，「對方是不是比較惡劣，經常使用的手段有哪些？由於跟我們聯繫的一般是廣告部的人員，所以我們要了解他們是不是能控制媒體的版面，其發稿的周期和特徵是怎樣的，是不是不合作就肯定會刊發，最後的發稿期限離企業上市時間的間隔，迴旋的餘地有多大等等。我們會把這些告訴企業，讓他們評估，自己做決定。」
而付錢讓媒體保持「沉默」的情況一般有兩種。
「第一種是無賴性質的，一直給董事會秘書打電話，一天打幾十通上百通，導致其正常的工作都無法進行。而預披露之後，公司董事長及董秘的工作是極其繁忙的，這種時候，會選擇付錢了事。」
另一種情況則比較棘手。那就是確定媒體有不利的消息登出。根據證監會的規定，發審過程中要求舉報必查，尤其是實名舉報必查。企業最耗不起的就是時間成本，一旦有媒體質疑，證監會就需要企業進行說明反饋，一來一去最少也需要一兩個月。
在這種情況下，蔣麗要讓媒體撤稿。事實上，在她與媒體打交道的過程中，除了極其個別的，少到僅僅一兩家采編完全分離，或者操守嚴格的媒體，他們不用維護，「因為投了廣告也沒用，該報道的還是會報道，但除此之外的其他財經媒體都是可以撤稿的」，一些業界非常有名的財經媒體也赫然在列。
「如果實體刊已經發行，我們能做的是，首先保證從網絡撤稿，其次是盡量讓媒體不要做更多後續報道。」作為交換的代價是「會被索取更多的錢。他們可能會說，這個企業的問題特別多，特別大，只靠之前的費用是不行的，如果以前的合作費用是15萬元，他們這時可能會要到50萬元，甚至80萬元。大多是以廣告的形式，比如由原來的投放幾期半版廣告，擴大到一年整版。這時我們就要充當中間人，與媒體協調，與企業溝通。必要的時候，會帶企業的董秘或董事長跟媒體的高層見面。看如何彌補。如果提前就得到消息，甚至能在未發刊前就撤稿」。
對蔣麗來說，最痛苦的情況是：「已經打過招呼的媒體發了企業的負面新聞。企業就會問你：’我投的錢到哪裡去了？’幾乎每個項目都會有這種情況。」對這樣「報格」分裂的媒體，她還沒有太多對策，「一些媒體雖然也強調新聞獨立，但一邊是廣告部門在跟你要錢，另一邊采編部門在做你的稿子」，這種情況多為業界大刊，好的情況是，「稿件相對來說還算是比較中立客觀」。但之後，她幫客戶篩選的媒體名單中就按這樣分類：「有些可以完全控制，有些沒法兒搞定，還有的是即使你維護了也可能會有報道。」
她還接到過記者的來電，「以公司的身份要求合作，但數次交涉之後，你就會了解，他是以個人的名義，要求大概是2萬到4萬塊錢，以現金的方式交易。對此我們也沒有任何辦法，沒法兒向他的單位舉報，舉報了可能也不會把他怎麼樣，因為很難有切實的證據。而一旦他想報復，他可能會利用他在圈內熟悉的其他雜誌的編輯記者向我們發難。無論如何，這對企業都是很大的威脅。因為我們最主要的目的還是要媒體’沉默’,保證企業的正常上市。再者，以後我們還會有更多的企業客戶，關係一旦惡化，後期會更不好辦。」
在蔣麗看來，她的工作就是一個鬥智斗勇的過程，因為做過媒體，她知道記者們想獲得什麼，自己能給他們什麼，她偶爾也替企業回復記者的郵件採訪，「你知道怎麼回復他，說的話都沒有用，但他也很高興。一些敏感的問題，你也知道怎麼巧妙地迴避。」
這個工作她覺得「很有意思，可以把自己的智慧用在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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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末上映的電影《親密愛人》，也有財經公關的鏡頭。在電影中，徐靜蕾和黃立行都在投行工作，為了防止徐服務的X公司被黃服務的Y公司收購，徐向記者提供了Y公司的原料內幕，並請財經公關公司大規模擴散，導致Y公司股價大跌。
對於媒體的力量，擬上市公司自然不敢小覷。作為其間的中介，財經公關的火熱興起也正是利用了這一中間地帶的灰色，其間起驅動作用的，還是利益。
蔣麗所在的公司位居業界前列，但其老闆對這個企業並不上心。究其原因，還是因為「只是看到這一行有利可圖，所以加入掙點快錢。既不獨善其身，也不趟渾水。老老實實地遵守業界潛規則，有錢賺就行」。
據蔣麗透露，她所在公司的利潤來源有兩個。「一個是跟企業簽訂項目，每個項目的費用是15萬~30萬元。其服務內容包括媒體溝通，信息整理，危機排查，危機培訓，以及廣告路演。這一項收入是有明確的賬目可查的。」但財經公關跟第三方交涉的費用卻並未包括在內，「比如維護媒體的廣告費用就不包括在裏面，如果幫企業拍宣傳片，給拍攝方的錢也要另算。所以媒體維護這部分，我們是有利潤的。我們在一些媒體進行廣告投放時，一般會有20%的返點。還有一個盈利的手段是，媒體跟我們報價12萬元，但我們報給企業是30萬元，多出來那18萬元，就進了公關公司的腰包。」
但隨着上市企業越來越多，「企業也沒那麼傻了，現在很難再報這麼高的價格。董秘也有自己的內部圈子，他們會互相交流，了解行情。」更有甚者，是監守自盜的「黑公關」，「旗下控制着一些媒體，或者有媒體財經板塊的主編在外面辦了自己的財經公關公司。在幫企業篩選要維護的媒體名單時，他們會覆蓋自己的媒體，甚至會準備相應的稿子，以此要挾企業。」
遊離在這個產業鏈邊緣的還有「刪帖公司」，「他們會主動跟你聯繫，說可以控制搜索引擎，比如可以幫忙在百度刪帖。他們也會給出報價，比如首頁刪除一條新聞多少錢。他們不是百度公司的人，但可能跟百度內部的人熟悉。而前段時間百度三名員工因參與’有償刪帖’,被警方以’涉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刑拘。目前我們也沒有這樣的刪帖合作了。」
這一條產業鏈的源頭，就是企業的上市需求。為了更順利地上市，他們寧願付出這筆封口費。因為很多時候「企業本身也有一些問題，希望花錢息事寧人」。
最典型的例子當屬勝景山河，因被媒體報道招股書披露的信息與實際業績嚴重不符，而在掛牌交易日的前夜被證監會通知撤銷IPO行政許可，之後被要求退還全部募集資金。
據漢鼎諮詢發佈的報告，2012年上半年，證監會IPO發行審核192家，通過154家，而未通過企業被否的原因，主要集中在關聯交易及同業競爭，未來盈利能力，募投項目，盈利不穩定，涉嫌虛假披露，違反稅收、社保法規等方面。
作為IPO律師，萬煒負責從法律角度審核企業，並協助解決相關問題，使其符合上市規範。對於以上企業被否的原因，他也多有接觸。「我服務過的一個IPO客戶，在審核過程中，我們發現其在環保方面存在問題，但相對於上市，多花幾百萬元購入環保設備，是很容易的。這一問題解決後，企業上市就沒有太大問題了。」
而如果有媒體對企業的問題進行揭露，他們也要像記者一樣去進行走訪，收集人證物證，進行錄音錄像，最後形成文字報告，向證監會解釋清楚。「但我經歷過的多是股權轉移中的歷史問題，不算是很大的問題，一般說來很好解決。」
但據萬煒了解，在現行IPO審核制度下，大多數企業多少會美化一下財務報表，「創業板的話，要求連續2年盈利，並且連續兩年的收入增長不低於30%.企業要上市的話，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來增長業績。財務方面的數據，很少有企業是完完全全乾凈的。」
蔣麗和萬煒並沒有經歷過有嚴重問題的項目，「雖有瑕疵，但不是真正能欺騙到消費者的問題」，而由於職位的限制，在他們所服務過的企業中，是否有更深層次的問題，可能會對資本市場帶來不利的影響，就不是他們所能了解到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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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老師是蔣麗入行的面試官，蔣麗在剛入行時，曾對財經公關無比絕望，當時張老師幫她看清了行業的真相。而這一次，當蔣麗準備跳槽，尋求更好的行業環境時，張老師也給她做了一個榜樣。
張老師入行比蔣麗只早2年，但之前她在媒體的從業經歷卻比蔣麗多了15年。當她在報社已經做到副主編的時候，發現自己的生活變成了「每天看看校對，看看版，跟社會整個脫了節」。 嘗試轉去做業務的想法並沒有得到社長的認可，雖然她對業務一向有興趣，但以她的資歷和年紀，既不能直接去做市場部門的領導，也不適合從底層干起。最後，她跳槽到一家財經公關公司，負責其媒介部門。
她入職的那天，也就是那家公司媒介部成立的當天。總監員工都是她一個人，但依靠自己長期做媒體的優勢，她迅速將部門完善，至她一年前離開時，她的下屬已經擴大到十多位。張老師的隊伍大多來自媒體，多多少少有一些新聞理想，所以她理解蔣麗曾經出現的困惑。但她本身卻沒有過這樣痛苦的轉變，在報社待了那麼長的時間，類似的事情她也見過不少。
以張老師之前所在的公關公司為例，其業務範圍主要有兩塊：一是媒介，負責跟媒體打交道。一是運營，幫企業拍攝宣傳片，組織路演和上市酒會。「運營部的工作很簡單，不需要太多創意，只是一種流程化的服務。所招的人也不具備專業的財經知識。」
在美國，作為「投資者關係顧問」，財經公關公司的運營人員既要懂財經，又要懂法律，他們接觸的是私募和基金的業務人員，推動企業的股票認購。「以前股票市場很火的時候，股票根本不需要推介，只要發就被搶。但如今股市不景氣，這樣的服務則顯得特別重要。目前雖然他們與投資機構有一些聯繫，但都不是很專業的途徑，一般都是靠關係。」
2012年6月起，關於IPO中媒體有償沉默的報道陸續見諸報端，對此現象，證監會作出批示：這種現象應被譴責，並應被記入誠信檔案，嚴重者要追究其法律責任。這對媒體確實是一個威懾，蔣麗感覺到了媒體最近的變化：「行為有所收斂，現在媒體都很小心，有時在電話中他們還會強調，’我們沒有要求跟你們合作，是你們主動跟我們合作的’.以前會明目張胆地發郵件明說，現在則不會留下文字性的東西，一般都是口頭說明，郵件只是一個簡單的採訪提綱。」
某報刊編輯在跟同行交流時被告知：以前他們在向擬上市公司收取「監督費」前，領導都會要求先寫一篇所謂負面報道。但最近他們不用寫稿子了，否則有欺詐嫌疑。但這樣的改觀還無法在短期內動搖媒體有償沉默的潛規則，企業總要謀求上市，媒體總會監督，供需市場同時存在，不存在交易才不正常。
網絡時代的到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媒體影響力之間的差別。今年下半年起，證監會又將IPO招股材料預披露時間提前，給公眾更多的監督時間。在提前披露期延長至半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內，「企業維護媒體的成本越來越高，通過財經公關維護了一家媒體，可能其他媒體還會報道。之前1個月的披露期時，維護媒體的費用是300萬元，但隨着維護越來越困難，成本也會越來越高。企業的思路會轉向關注自身問題的解決，再就是媒體報道之後的危機公關，如何削弱報道的影響。」
張老師如今在一家財經公關公司擔任總經理，她覺得4年前的決定很正確，如今她所在的公司，比之前的「更加正規，也有IPO業務，但我們也開始注重投資服務，關注與投資者關係的維護」。
蔣麗看好財經公關的未來，她希望在媒介領域深入下去，她欣賞自己的工作，因為很多時候，她都能感覺到「自己的判斷很正確，也能得到客戶的認可」。「如今主要關注的還是媒體的經營人員，下一步我要關注媒體的采編人員。如何更深入地與他們溝通，將企業正確的價值，用正確的方法傳遞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