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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人的一生是需要寻找到自己最擅长，最想要奋斗一生的事。越早找到越幸福，你应该就是属于很早找到的那种人。

刘庆峰：对，我其实是在1992年，我到了科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后，因为数学、物理学得很好，我本来从电子工程系想转到数学系，后来我被我的导师王仁华教授选到了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叫“人机语音通讯实验室”。

我大二进来，突然发现，机器还能像人一样说话。当时还提出一个目标叫“自动翻译电话”，我们在这边跟美国人打电话，我说中文他说英文就可以自动对话，因为我一直英语不好，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翻译电话太好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实验室非常有意思，就决定留下来不转系了。

所以可以说1992年是王仁华老师把关于让机器像人一样开口说话，像人一样能听会说的这个种子埋在我们身边，然后越做越觉得有意思。后来在1995年，那时候是我保送研究生的那一年，王仁华老师说，“庆峰你单独做一套系统”，本来从学徒就变成我独立，做了这套系统，参加国家863比赛引起巨大的轰动，也是进一步激发了我的自豪感。

但后来吴先生，吴宗济老先生他们，老人家三个多月早晚跟我们磨在一起，最后送我走的时候说，“庆峰你三个多月把我四十年的成果都学走了”。他说，“我最大的梦想，就是中文语音技术由中国人做到世界最好，中文语音产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那个时候语言学家们就说“中国被人掐住了咽喉”，因为语音是文化的基础和民族的象征，我们中国的语音是别人比我们做得好，那是国家被掐住咽喉了，这是他们说的原话。现在很多人说，为什么20年前你们就知道了？其实我想说得是这都是几代人的努力，只是我们一直把它坚持下来了。为什么能坚持？是因为我们真的热爱这个方向，做它我们就觉得开心，做完以后给很多人用我们觉得有成就感。

主持人：二十年前你创业是在一个民房里面，干得是看起来特别科幻的事，底下还有一个美食城，你招的第一个员工不会觉得你是骗子吧？

刘庆峰：第一个员工是我弟弟，他那时候正在考研，他跟我一起去找宿舍，跟我一起去买床，买被子，然后负责烧饭，一边复习考研，他后来也是在科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读的研究生和博士。然后博士毕业以后又加入到（科大）讯飞做技术，后来再有我们的实验室的这些师弟们，比如说胡郁、吴小如现在都是我们的轮值总裁，都是我们的师弟，陈涛是当时科大互联网上绝对的大佬，绝地战警，他是黑客板的版主，我却把他挖过来，我不认识他，但是我给他发邮件，说我们见面聊一聊，说我有一个很好的项目，你来创业吧，一起加入。他过了一个礼拜，这个故事我们经常说，他约我，他说我想好了。我说好，你来吧，结果跟我谈，他说你到我这来吧，我看你还不错。他说软银要给我投资，然后我说你那个没意思，那个东西是给别人做外包，我是做自己的核心技术自主产品的。过了一个月，他来了，来了的原因就是因为觉得我们做自己的产品。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不是完全呼吁了，因为我做的语音合成系统，在1998年参加了国家863比赛，拿了第一名，而且是唯一的3.0分。同时，在1998年参加了首次国际汉语口语年会，在新加坡，我是拿了最佳论文奖，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些成果，本来可以出国，可以到很多地方去，最后我（选择）留下来创业。大家当然就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反正同甘共苦，是这样的。

主持人：现在我们站在这个人工智能的风口，我们回头看会觉得20年前几个年轻人义无反顾地进入语音领域，如此有预见性，走得如此坚定。但是我们如果深入到一个个具体的时间节点，细化到每一步的时候，你们应该也一定是这种试探、迷茫、犹豫的吧？

刘庆峰：对于具体做什么产品形态，我们确实犹豫过、讨论过，也做过选择，也有很多失败。但是对于语音或者我们今天把它定义成人工智能的这个战略方向，是从来没有变化过的，所以我们当时说的是，对科大讯飞来说，最大的风险，就是盈利延迟的风险，所以我们那时候说，我们的方向一定是没变。两个前提条件：第一，我能做成第一，当然是围绕我的核心竞争力，从语音开始的。第二，一百亿元以上规模，所以我们那时候定的是全世界最大的中文语音技术提供商到最出色的多语种语言技术提供商，从语音到语言。2004年之前以为2035年我们就可以做到一百亿元，到了2008年上市的时候才做了1.7个亿，所以其实真的要实现我们的目标，还是差得很远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是有很多关于产品方向、业务本身的各种挫折和打击。任何时候我们说埋头走，抬头看天，就是让人类和人机信息沟通无障碍，这是1999年的目标。那么现在也没变，那么这个目标我们任何时候想，它都是具有非常广阔的空间的。如果我们发现说大的空间、方向、 美好的前途没变，而我在这里面作为领先者的地位没有变，我们心就不慌。

主持人：讯飞去年遭受的质疑蛮多的，就是打着AR的旗号做房地产，同传造假，还有利润率下滑，最让你觉得难过委屈的是哪个质疑？

刘庆峰：讯飞这么多年我们最自豪的就是核心技术，他说我技术造假，这是我们所有人情感上根本不能忍受的。当然我想更多的这些事情其实我们不担心的是，因为讯飞要做个长久的公司。时间一长自然大家就会看得更清楚，所以我想大家会越来越知道讯飞技术还是很强的，我们要拿全世界第一名。我觉得这是不一样的。其实这些的质疑是由两个必然性导致的，第一个必然性就是说今天我们如果只是一个很小的方向，可能大家不关注，你在一个重点的战略方向，而且这个战略方向可能将来会成为一个时代最核心主流趋势的时候，你面临的竞争和压力必然是比以前成倍地增加，尤其是各种力量进来之后。第二个就是他恰恰说的这些我们都不存在，我认为对我们反而是个警醒，在你还真的没有出现大病的时候他来敲打敲打你，这样让我们自己把自己做得更健康，也有好处。

主持人：那你们最难的一年是什么时候？

刘庆峰：其实从我的内心一直没有觉得很难过。最早我们在筹备这个公司的时候，建立研发基地，我是总工的时候，那一年是1998年。我们（公司）1999年正式成立，1998年底合肥大雪，春节前，（公司）没有钱给大家发工资，是我借钱给大家发工资回家的。因为大家会发现语音怎么老挣不到钱，就有很多人建议我们做别的，甚至也有股东建议我们做别的业务，所以我很自豪的是你看最难的时候大家没有离开。但是我想这种凝聚力起因还是大家对这个事业方向的高度认可，而且在这个方向中看到空间是越打越开，越来越有自豪感和成就感。第二，在这个方向上我们能成为领导者的自信心，我们始终是很强的。第三，总体企业的文化氛围大家还是认可的。

主持人：你觉得你在整个战略中有什么失误吗？

刘庆峰：如果要说有遗憾，或者说有不足的地方，就是我们其实在部分战略落地的过程中，我觉得还应该做得更坚决一些。应该容忍，在上市以后的前几年就是亏损，而不是说非得要报表每年百分之三、五十的利润增长，一直保持那么多年。其实如果我们当时更坚决，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说，我自己认为我们在招聘最优秀的产品经理（方面）力度不够，科学研究到产品，产品到商品，这是两步跳跃。我们配套我们的一流国际科研水平的产品化力量和销售力量的准备时间偏长。现在我认为慢慢已经都起来了，应该把这个二十年压缩在十年做完，今天讯飞比现在发展还会更快。如果我们更加不顾外面的那些啰里啰唆的说法，直接上市以后，我该怎么坚决投入，亏十个亿就是十个亿，但是我把我的核心战略给它做透，只要你对未来能看得清楚，我就不怕，我们应该做得更坚决，更果断，更不要受外界干扰。

主持人：互联网和房地产特别热闹喧嚣的时候，你可以不去理会，不去在意外界对你的影响。但是现在你自己站在了这个风口下，自己走到了闹市上，你会被外界影响到你的战略吗？

刘庆峰：外界当然多少会影响一些，但是我觉得那都是表面的，对我们的基本面和我们自己实际做的事情几乎没有影响。我们现在看得非常透彻，就所谓透彻，把科大讯飞做到几百亿元、上千亿元，然后把我们的技术产品真正做到每个老百姓身边，从教育到医疗到司法等等，这些国际民生特别相关的领域，做贡献，看得很清楚。一定要贴近真正的用人工智能，绝不是玩概念，那个是毫无意义的。一定要能够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应用，而且这个应用是可以规模化推广的，能够用数据说话，证明它的应用成效，这个越来越透彻。所以我觉得从2019年开始要逐步进入到我们的应用落地里面。发自内心的我们相信，它的前景一定是无限的，而且是对这个时代带来的变化，对生产和生活方式带来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因为我自己认为，你去找风口肯定是不对的，或者说肯定会有很多人会失败，只有你喜欢，坚持到风口到来那一天，你可能会成为最大的赢家。

主持人：你什么时候发现你适合当企业家的？

刘庆峰：1999年刚刚当CEO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我并不想当CEO，到了一年之后，我心态才转变过来。所以现在转变过来之后我发现，通过我当企业家以后，招了更多的人，然后有更好的机制，产品研发更快了，特别是我们整合的源头技术资源，当时我的心态转变就是做研究越做越好，相当于神枪手越打越准，如果要打赢语音产业这场仗，就需要有元帅指挥成千上万的神枪手朝同一个方向射击。假如非得我当这个元帅，那我只好认命，带（领）着（我们的团队），因为我太想这个事情成功了。

主持人：我觉得科研是一件特别寂寞的事情，但是做企业你经常需要在舞台上，在镁光灯下，你觉得科学家和企业家可以兼得吗？

刘庆峰：是这样的，从精力上来说这两个，你要当企业家，你肯定在科学上的投入会少；你要当科学家，企业家的投入（会少），因为你要整合社会资源，精力就会少。我特别希望将来有一天中国的企业家专注在企业的创新管理，科学家专注在科学研究，而不要做那么多的，不符合他角色本身特点的（投入）。但另外一个，其实如果从性格的禀赋特点来说，好的企业家和好的科学家我认为是一样的。因为科学研究你说单点突破当然也很重要，但是很多时候科学研究是需要团结更多的人一起完成的，特别是交叉学科的突破。你善于沟通，能够点燃你自己和团队的激情，你才能做一件伟大的事情。而且很多科学研究他需要传承的，而且需要就刚才说的，他可能三年不鸣，甚至十年冷板凳，甚至一辈子冷板凳。你要把这个革命的火种和科学的信念，让一代一代人一起（传承下去），你没有那种感染力是肯定不行的。

所以我认为本质上科学家和企业家在鼓励团队，这种为了某件事情执着，甚至偏执的信念上我认为这是一致的。可是你当了企业家真的不一样的，就是你要有更大的包容心，你要让各种人才在这个平台上都能发挥作用，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经常对自己内心提醒自己一句话就是，做大事的不委屈，科学家可以更多地由着性子，企业家因为你承载着社会资本，你要对他们负责，对于那么多员工以及后方的家庭要负责。所以你得要隐忍更多的事情，就是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如果有一天科大讯飞有更好的董事长和CEO，我还是很希望回去做老师，当然同时做研究，我更喜欢这种感觉。那么但是在这样一个做企业家的这个发展过程中间，其实科学家最大的好处是，我认为是这样，做成一件事，有一个伟大的成果，这一辈子就是成功的。企业家如果你，不管你曾经企业多辉煌，最后如果企业失败了，你感觉这辈子都是失败的，所以有时候说企业家，我觉得是反人性的工作，真的我认为这个社会要对企业家再好一点，真的不容易。

从我来讲，当年我就这么考虑的，要把语音技术，我们当时说中文语音技术由中国人做到全世界最好，中文语音产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因为语音是文化的基础和民族的象征，当年就是吴忠继先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这个，再到后来我觉得语音和人工智能对于这个时代，甚至对国家未来意义太大，或者对整个社会的改变。所以我现在奔着的目标是这件事情如果能做成，我就觉得无比之兴奋。而这件事情做成的时候，如果有更好的企业家带领我，我去当科学家，这是我优先选择的。假定说现在没有这样的企业家，我身边那些科学家们都说庆峰你必须当，那我只好勉为其难自己去当了这个企业家，这是当年我真实的心态，包括今天也是这样，对我来说我更希望的是看到这个科学成果的大规模应用，真的推动这个时代的进步，会很兴奋。

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着越来越多的巨头的压力，一方面是好事，逼着我们自己跟自己赛跑，跑得更快。另外一方面，是不是我们还要跳到更高的一个角度来，我们这么多年的梦想就是让机器像人一样“能听会说”，能理解会思考。假如有人最近又有一个新的突破，我们应该是无比之兴奋和欣赏的去看，然后再去跟他学习，然后我再超越他嘛。

主持人：你经常在说想让讯飞从一个简单优秀的公司，变成一个伟大的公司，你觉得伟大的公司是什么样的？

刘庆峰：第一个真正解决的是社会刚需，推动社会进步，而不只是挣钱。第二个是在源头性能上有全球领先的成果，能代表国家参与未来全球竞争的。我们就这两条。

主持人：使命和梦想是需要有底气的。

刘庆峰：第一个核心底气就可以看到，我们在国际上这些最权威的比赛我们都是第一名，是我们跟微软和谷歌在SQUID上是你追我赶，你追我赶，最后我们走在全球第一名。所以这个我想在研究上面的核心能力，我们说顶天立地的技术，顶天的核心技术是我们的第一个底气。第二个其实是我们还是有一批真正的、无比的敬业，而且带着梦想的员工。这个我还是非常为我们的团队自豪和骄傲的。第三个是今天我们已经不是简单地想，我们经过二十年的创业，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技术应用实实在在的落脚点，知道在哪些地方能够真的有刚需和代差的优势。刚需应用，通过数据的自我迭代和循环，形成我们的领先一步，超前一路的代差，然后形成科大讯飞持续的核心竞争力，这些看透了，我们就觉得有底气了。

主持人：最近业界讨论特别多的是“徐匡笛之问”，有一种说法是“人工智能正在被掐住脖子”，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真正搞算法的科学家凤毛麟角，刘总您怎么看我国人工智能的现状？

刘庆峰：这是因为我们中国现在其实在深度神经网络相关的应用领域，以及对它的进一步创新，我认为我们跟全世界是同步的，甚至在很多方面是并跑，甚至领跑的，这个是有底气的。而且从2019年开始是逐步的第三次人工智能浪潮，是开始由典型的想法变成了应用示范，开始可以规模化推广的时候了，是逐步可以进入到第三次人工智能浪潮的红利期。我觉得在这个中间中国的数据优势和行业率先应用的政府能力，是会形成我们非常强的优势的。而今天我们看起来中国在这方面的基础性、前瞻性的布局做得是不太够的，或者说政府有意愿，但民间，尤其是企业为主体在这方面的突破太少了。而我要从谷歌、微软这些公司，其实我们可以看到IBM，他们在这上面投入巨资的，而国外大学在这方面，特别是美国，前瞻性也做得是相当深入的。而中国这方面我觉得要加强，如果不加强，可能十年后第三次人工智能浪潮的红利我们正在收割，人家第四波人工智能，通用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启动了。这个时候你就会一下子被别人拉开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