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交所抓住了它最后的机会，而并不处于中心角色的杨琳也在学着找到自己的位置。

“记录普通人的行动和日常生活，”沃尔特·哈林顿说，“在我们的行当里，这种记录太少了。这种故事记录人在生活里寻觅意义和目的时的行为、动机、感情、信仰、态度、不满、希望、恐惧、成就和渴望。它们帮助人理解自己在世界里的位置。”

他曾经写过一个故事，“这家人的十几岁的男孩两年前自杀了。我努力向他们解释我想写的那种故事，探究要达到的深度。父亲听了许久，最后说，「这么说，你想知道我在安静房间里祈祷时心里想什么。」”

哈林顿说，最简单的形式就是：人怎么生活，他们看重什么价值？

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组成了这个世界。

「2018 故事」是《好奇心日报》的新栏目。

 

飞机落地香港机场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了。杨琳才匆忙结束了一个前往北京的两天短差，但她还是决定直接回公司加个班。出租车穿过青马大桥、西九龙高铁站和西区海底隧道。金融区的大楼依旧亮着灯。电梯几秒内窜到上百米的高度。杨琳放下行李，打开电脑，开始准备第二天需要的文件和幻灯片。这一夜直到凌晨两点，她才走出办公室。

杨琳今年 27 岁，在香港的一家投资银行负责 IPO 业务。

2018 年 4 月，由被外界评价为进取、甚至是激进的 CEO 李小加主导，港交所启动了 25 年来最大的一次改革，大幅降低了上市公司的门槛，允许同股不同权公司、以及尚未取得盈利或收入的生物科技公司在港交所挂牌。

小米、美团等一大批内地人特别熟悉的公司在港交所敲钟上市。也正是因此，港交所启动的这轮改革，在媒体的报道中，都被认为是所谓“新经济公司”的收割期。这说的是过去一段时间，像是小米、美团这样，依附于移动互联网蓬勃发展并壮大的一批公司。

2017 年下半年，当时已经在负责 IPO 业务的杨琳开始感知到市场即将发生变化。

这并不是什么厉害的先见之明。港交所此前已经多次推出征求意见稿，通过与港交所之间的沟通，他们也相信改革是迟早的事情。“市场的认知是这个一定会做，只是具体哪一天还不确定。文件出了以后，意味着他才能正式接受你的上市申请。”

改革意味着更多公司将被允许上市，也意味着更大的、不能错过的生意。于是他们派出员工向潜在客户兜售上市方案和服务，并为未来的交易组建团队。

自六年前正式踏入金融行业以来，杨琳辗转过多个不同的工种。度过了两千多个同样的日子之后，她看上去已经习惯了这样冗长的、透支生命的工作方式。长时间、高强度、快节奏。但刚刚过去的这一段时间，依然是她整个职业生涯迄今最辛苦的日子。

半年多以来，一周五个工作日中，有至少三天她需要熬到凌晨一点以后。每个月也至少有一两天会彻底通宵。如果第二天时间允许，她会先回家睡上六七个小时，直接翘掉当天上午的工作，等到吃过午饭再回到办公室。

撰写项目计划书、设计重组方案、梳理财务报表、查阅相关法律法规、完成尽职调查、寻找买家、申报材料与招股书……整个过程漫长而又复杂。参与过多个 IPO 项目的杨琳对于这一切都十分熟悉。

回忆起上司当时问自己的话——“我们马上要组建一个新的关于生物科技的团队了，你是不是感兴趣，要调职到这个团队？”——杨琳说自己当时还是挺兴奋的。

这不光是因为港交所降低门槛为自己搏来大把交易机会，还因为生物科技行业带来的信息量本身。

杨琳并非医学出身，作为投行员工去接触这些生物科技企业，能够让她观察到医学技术的发展。“比如说看科幻小说，有人会写未来有小机器人可以放进人的身体里面，你可以用机器去做手术，但你会觉得这是科幻小说，不觉得这是在现实生活中能实现。”但真的开始和生物科技公司接触之后，她发现确实有公司在从事这方面研究，并试图大规模商用。

“我在接触这个领域的任何一个分支的时候，很多变化我都是第一次知道，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获得很多新知而过载的状态。”杨琳说，“这时候你就会觉得，科学还是很美妙的。”

杨琳觉得在这个领域，自己真的能够帮助到这些企业。在生物科技领域，所有的产品从立项、研发，再到真正面向市场、创造利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以药品为例，《自然》杂志此前的报道称，一款药品平均研发周期在 13.5 年，耗资 17.8 亿美元，这还不算其他砸了很多钱，但最终并未研发成功的例子。

为了撑过漫长的不赚钱的阶段，生物科技企业需要足够的融资渠道，“但市面上可供选择的一般就是股权和债权融资两种方式”。“借债的特点是无论怎样都要还债的。一旦研发失败了，这个钱还得照样还。那对于生物科技这样风险很高的企业来说，这并不是一个理想的融资方法。”

如果不选择上市，股权融资就只能靠私募基金投资。通常情况下，私募的条件会更加苛刻，价格也会更低。“如果有条件的话，当然还是希望能够上市。”这些都是投资银行家们能够帮助企业的地方。“在这个环境下，你每天见这样的公司，试图从那么多公司中去找到一些你觉得有潜力的、市场也会喜欢的公司，希望帮他们融资，希望让他们做的更好。这本身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随着港交所在今年 4 月份正式通过改革计划，杨琳也开始忙碌起来。在这前后，她的时间大多花在了撰写计划书上。不过，投行能不能拿到项目，并不取决于计划书的质量，也同样要看投行自身的影响力以及人际关系。这不是杨琳能够直接发挥作用的领域，她因此有些无奈和焦虑。

杨琳并没有等待太久，生物科技公司上市的需求很快爆发开来。

8 月 1 日，生产抗乙肝、丙肝、艾滋病药物的歌礼制药成为了第一家在港交所上市的尚未有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此后，华领医药、百济神州、信达生物等公司相继上市，另有十多家公司也已递交了招股书，等待港交所审核并批准上市。根据港交所官方公布的数据，2018 年前 9 个月一共有 166 家新上市公司，比 2017 年同期增长超过 50% 。

太多等着上市融资的公司，甚至超过了投资银行能够负荷的范围。“现在好多行都在各种招人，因为人手完全不够。很多的分析师都直接被安排上了医药行业的相关项目。”杨琳说，“之前也有好多猎头在问我要不要跳槽，包括我所在的团队也一直在招人，但是就很难。”整个香港可以覆盖生物医药的分析师身价都“大幅提升”。她说不上来具体上升的幅度，“但他们现在议价权就非常大”。

杨琳的工作也逐渐走上了正轨。目前她主导的项目就有五六个，这还不包括帮着其他同事一起处理的项目。现在她一个月要往内地飞五六趟。白天要在很多不同的地点跑尽职调查。在来回穿梭的间隙，她需要在出租车上拿出电脑来准备一些文件，甚至是参加电话会议。晚上回到酒店默默在房间里工作到三四点。

“我在线上的时候就看到了我好多同事，他们应该也是在跑尽职调查，也是不在办公室的状态，但大家都是三四点的时候在线上。‘诶？你在啊。’‘噢，你也在啊。’”

杨琳说自己有时候会情绪化，如果公司本身的状况很差，她就会表现得非常消极，心想反正你也没法上市或者按你意愿融资。但如果发现公司真的有价值，做的事情还挺好的，或者说觉得这个管理层还挺不错的，就会想帮他上市，或者想帮他融到钱。

其实对于金融市场，杨琳之前的态度近乎于厌恶，尤其是觉得金融在本质上就是数字游戏。“尤其是国内股票市场的起起伏伏，有多少是因为公司价值实际的变化，更多是投机行为导致的股票价格变化。但是这种虚浮的变化又会对个体产生真切的影响，当你风险把控不好，一次股票投资失败，会造成一个家庭的一个重大变化。”杨琳回忆自己过去的想法，“那时候就会觉得金融是邪恶的，对社会没有大的贡献。”

杨琳喜欢医学。她的父母都是外科医生，家庭环境让她长期以来都对医药领域抱有极大的兴趣。从内地毕业之后，她于香港读书期间在一家 NGO 做过实习。这家 NGO 会与医院、企业等各方合作，研究医疗模式试点的成效。他们将结果整理汇总，制作成报告，为制定医疗政策提供支持。毕业前，就读于商学院的杨琳还申请过公共卫生方面的课程，最终放弃，是顾虑到在美国学习如何制定公共卫生政策未必适合中国的环境。

不过尽管父母从医，但是现实问题让他们不希望女儿走上同样的道路。最终，杨琳的大学专业也就随大流地选择了经济金融的方向，但她对于这个决定始终有所怀疑。进入大学以后的第一课，教授告诉学生经济学如何用成本（cost）和收益（benefit） 来衡量人类的选择和决定时，她没有忍住，问老师，这样衡量世界的标准是否过于单一了，而其他许多价值并不能用损益来简单概括。

变化发生在大二那年。她参加了学校里组织的一个活动，由一个行业资深人士担任导师，带领一组学生，为一家中小企业提供金融咨询服务。当导师带着他们，用金融分析工具去分析这个企业的财务状况的时候，杨琳发现确实是能够据此针对企业的经营提出一些改善的建议。

这也促使杨琳不断在金融行业中寻找能够直接影响经济实体的工种。刚入行的时候，她的工作更偏二级市场的交易。这样的工作让她缺少使命感。她想“距离实体经济近一些”，才慢慢寻找机会，终于找到目前投资银行在企业 IPO 业务的岗位。

如今即使将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医药领域，她仍然会有这样的感受。医药领域的创新速度很快，生物医药、器械、基因技术、AI 诊断都在不断发展，相关的产品、服务也是层出不穷。国内外，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等机构都在努力追赶技术的脚步，出台相关的监管规定，但很多领域的相关规定仍远不及行业发展的速度。

4 月的消息带来繁荣之后，市场的变化也来得很快。2018 年下半年，选择在香港上市的企业最先感受到了资本的冷遇。截至2018 年 9 月底，当年新上市的公司中股价跌破发行价的企业超过 70% 。

“去年下半年和今年上半年的市场情绪明显更好，但是现在大家的情绪就明显更加审慎。”杨琳说，“我和投资者接触下来的感觉也是他们现在会更加审慎。”

上半年，杨琳所在的投资银行还在寻求扩张。当她向上司抱怨人手不够的时候，上司的态度还是“你觉得如果有可以的人选，就直接招进来吧”，但是到了下半年的时候，公司招聘的额度就已经冻结，展现出了一种更为谨慎的态度。

在金融行业工作，周期是一个永远不能回避的问题。

但杨琳并不会将这一切看作是又一次经济危机的开始。这部分是出于从业人士习惯性的谨慎，也可能是因为在这个行业当中，她也见惯了起起落落。“我记得那是2015 年 6 月份，那时候 A 股还在 5000 多点，两个月以后就跌到不到 3000 点。其实那个时候大家都意识到，5000 点是个不现实的事情，但就像是击鼓传花一样。突然有一天有个人告诉你，鼓声要停了，所有人都相信的时候，那就真的停了。”

在她的印象中，那段时间整个香港金融圈都在裁员。2016 年 1 月巴克莱银行宣布关闭它在亚洲的现货股票业务，包括香港在内，整个亚洲地区缩减 1000 名员工。4 月摩根大通的亚洲财富管理业务裁员三十人。6 月东亚银行裁员 180 人。一整年，香港汇丰银行的员工数量减少了整整 1000 人。

放在更长的时间维度来说，裁员似乎是香港金融圈的常态。从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时不时就会有大型金融机构裁员的消息传出。年复一年的波动、低谷、裁员，带来的是更真切的感受。“在经历股灾之前，你的脑海里不存在这样的担忧，或者说你知道这个担忧，但你不觉得会发生。只有在真正体会过故事的起起伏伏之后，才能体验到这是真的。”

带着这样的心态去看当下的市场的话，杨琳不会因此而感到太过悲观。生物科技企业的性质就决定了，他们对于资金的需求很大。港交所上市的流程打通以后，这是他们现成的最好的融资方式之一。她相信市场不好，打击的只是投机性质较强的项目，但好企业、有确切需求的企业还是有机会的。

从来到香港读书，到 2018 年末，杨琳在香港已经生活了 8 年时间。非典事件过后，为了重振香港旅游业和经济，大陆与香港签订了自由行协议。此后，大陆孕妇赴港生子抢占香港医疗资源，水客多次往返香港抢购奶粉，旅游业繁荣带动香港城市士绅化并且抬升香港生活成本，都使得香港人对于大陆游客越来越反感。双方的矛盾在 2010 年以后逐渐激化，直到 2012 年 2 月部分香港网友在《苹果日报》和《爽报》刊登广告，斥责大陆游客是蝗虫。

这些情绪都被杨琳看在眼中。最初在香港的那几年，她一点都不喜欢这座城市，觉得香港人对大陆有太多的误解和敌意。但最终，她还是慢慢地在被这座城市改变。尤其是在工作以后，与同事之间的交流，让她意识到，真正对大陆怀有敌意的人并不多，碰上一些事情也能很顺利地交换一些意见。“渐渐地，就还是对香港有了一些认同感。”

她的感情在大陆和香港之间摇摆着。她喜欢大陆的便利，外卖、快递、移动支付，但同样也喜欢香港的秩序感。

最大的改变还是思维方式。当被问起，是否还坚持用经济学的损益那一套无法解释人的动机时，她会用一种模糊的口吻说，经济学的那一套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比较实际。“你可以说，这是我现在做金融，或者说在香港待了那么久，对我的想法和思考的一些改变。”

偶尔工作压力巨大的时候，她也会被各种各样的负面情绪充斥，她说“这个行业真的挺累的。如果你不是真的还挺喜欢它的话，你可能不会坚持很久。”顿了顿她补充道，“我真的还挺喜欢它的。”

（应受访对象要求，文中杨琳为化名。）

题图/网易

来源：韩方航  好奇心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