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泰君安国际主席兼行政总裁阎峰是证券行业探索香港市场的“先行者”。1993年君安证券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他成为最早一批跨境工作人士。

20年来，他长期服务香港社会和金融行业，并担任香港中资证券业协会第三届和第四届会长，完成任期后又担任该会永远名誉会长。

现在，他还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委员会委员、香港中国企业协会副会长、香港中国金融协会副主席、香港中华总商会董事，充分融入香港社会。2013年，他被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授予“太平绅士”称号。

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国际金融报》记者独家专访了阎峰。对于回归，他最深刻的感受，可用“自豪”两个字来概括。“回归20年来，我亲历和见证了个人、企业和香港社会的持续进步、发展与成长。”

阎峰：一晃20年过去了。回归时，我来香港已经四年了，但在交接仪式上看到英国军乐队的演奏，感觉还是非常新鲜。回归前在港生活、工作不太方便，因为香港人听不懂普通话。到了近年来国家把香港定位为人民币结算中心，香港才真正跟中国内地融合。

国泰君安来香港是1993年，当时叫君安证券，差不多是中资企业中最早过来的。1993年至1995年，国泰君安母公司给香港公司注资了3198万港币，这就是我们全部家底。1993年这边公司刚成立时，主要是做B股，万科的B股当时就是国泰君安做的，之后我们逐步发展经纪、投行业务。公司在2010年通过IPO在港交所主板上市后走上发展快车道，目前市值已超过170亿港元，按母公司持有比例计算，相比之前的3198万港币的初始注资，国有资产增值幅度超过345倍，这是我感受到工作上最大的变化。

阎峰：最大的不同是，国泰君安国际的发展规模和所处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

我1992年加入君安证券，2000年成为国泰君安国际负责人。刚开始在香港发展业务的时候举步维艰，非常着急，因为做了两单后发现基本没什么生意。当时君安在香港没有本地券商那些资源，就做了很多自营投资，就是股票买卖。市场一度很疯狂，但到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我们损失很惨重，到1999年（君安与国泰合并为国泰君安时）这边是处于资不抵债的状况。

吸取亚洲金融风暴的教训之后，国泰君安国际决定不再做自营投资，并抓住2000年-2001年B股开放给国内投资者以及2001年港交所上市的两大契机，高价卖掉了所持相关股权，为公司日后发展奠定了基础。

2010年公司成为首家以IPO方式在港交所主板上市的香港中资券商。2011年公司成为首家入选香港恒生综合指数金融成分股的中资券商，2015年进一步获纳入为恒生综合大中型股指数成份股，同年获纳入富时香港指数和富时香港除H股指数。

回顾过去20多年历史，国泰君安国际从1993-1995年母公司国泰君安证券向香港公司注资3198万港元开始在香港开展业务，近乎“白手起家”的国泰君安国际目前市值超过170亿元，按母公司持有比例计算，相比之前的3198万港币的初始注资，国有资产增值幅度超过345倍。公司2016年年底总资产超过450亿港元，全年收入达到25.2亿港元。

阎峰：2004年以来，国家给了劵商很多方面的政策支持，包括CEPA、QDII、深港通、沪港通等互联互通的机制，提供了很好的发展环境。至今，在香港这弹丸之地，已汇集了大小投行及劵商约600家，其中不少中资券商于2006年开始陆续获批来港上市。

同时，内地经济对香港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资上市企业近年来已成为香港资本市场的重要市场基础，目前市值占比60%，成交量占比70%，这为中资金融机构在香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础和机会。

金融业除了是与人打交道的行业，更与国家实力息息相关。多年前，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上升，英国在香港证券行业的领导地位已被美国取代，而经过香港回归以来20年的变化，中国强大了，对香港的影响大了，我们中资券商也发展壮大起来了，而目前来看外资投行在香港的市场份额出现了明显下滑的趋势。

阎峰：香港与上海作为金融中心的定位不同，两地金融领域的互补性要远远超过竞争性。国内资本市场发展迅猛，上海这些年城市建设及金融发展有目共睹，如果说股票市值，上交所已经超越港交所。不过我们需要看到，香港的法治基础和信息开放度仍有优势，对于国内发行人来说，可以享受到更低的融资成本。与此同时，内地投资者尤其是日益庞大的高净值客户，人民币海外配置仍然是长期而重要的投资方向。香港和上海将会在人民币的在岸及离岸两个市场中分别做出自己的贡献和发展，携手共进。

当然，香港发展离不开中国，内地的发展也需要香港。香港最早起步是靠中国的封闭，但是香港的发展却是靠中国的开放。中国一定要发展，香港才有希望。在中国的开放中，不管是贸易、港口，进出口业务，过去香港都是作为最重要的窗口，语言、体制都不一样。

但是，现在主要是金融业的改革开放。我认为金融改革开放后，香港地位会越来越强。因为金融是人文的，是一个很讲究文化、法律、思维习惯的行业。香港法律、会计等方面都很强大，法律基础也跟内地不一样，吸引了一些更国际化的、各种各样的人才来香港。中国越开放，香港越强；但香港一定要和中国内地融合起来。

回归二十年，香港凭借“一国”和“两制”的双重优势，巩固和提升了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支持香港发挥国际金融中心、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和国际资产管理及财富管理中心的功能，担任超级联系人、法律服务和争议解决中心、以及投资者等角色，进一步帮助国家“引进来”和“走出去”。

阎峰：90年代君安证券已经很国际化，不但送了很多人出海学习，而且1997年我们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都有分支机构，当时正准备收购一家韩国券商。当时我们做了一个分析，认为韩国券商的投资价值很高。但是这些国际化的探索，后来我们发现完全不现实。2000年我来之后全撤掉了，根本没有赚钱的，每年都在送钱，因此决定把三个点全部撤掉，集中精力来发展香港市场。

多年来，我们的国际化奉行了自我积累、稳健发展的国际化策略，审慎对待兼并收购的外延式发展方式，背后的原因是金融机构不像制造业，有产品可以拿去给别人看，金融业人文因素比较多，因此文化的融合对做金融机构来说是更为重要的。这个行业需要一个文化的融合。我们在香港之所以比较成功，也是因为我们的文化能够融合，比如我本人是完完全全融入香港了。国泰君安国际最终在香港这个中西文化荟萃的国际大都市植根、发展、壮大。

在文化融合为本的国际化思路下，2015年公司在新加坡设立了分支机构，确定了背靠内地，立足香港，依托东南亚，面向亚太的国际化发展策略。

阎峰：一直以来，公司都是主要帮助国内投资者进行海外资产配置和投资的跨境平台和桥梁。公司客户中内地投资者的比例高达90%，而其中机构投资者比例在逐年增加。到2016年底，公司机构客户的经纪佣金收入占比已接近3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多年的高速增长，内地居民财富实现了快速增长，财富管理需求越来越强烈；而高净值人群投资组合的海外资产配置需求必然越来越大。香港是国内投资者进行海外资产配置的首选之地。因此，随着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的进一步深化，内地投资者投资香港的需求越来越大。

这是一个大的历史趋势，总体看是自然的和健康的。当然，对于因美元加息带来美元走强、人民币汇率走低预期因素带来的资金外流，我们需要予以留意，要坚决支持和自觉遵守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外汇监管要求。

对于内地居民海外投资的财富管理需求，公司通过一对一的服务，根据客户的资产质素及回报要求，为客户度身订做适合的产品或投资方案。公司目前业务部门负责人一半以上都是来自外资的资深团队，他们都是行内最优秀的人材，能给客户创造很好的效益。

阎峰：近年来，在港中资企业在提升金融市场活跃度和多元化的同时，巩固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中资企业的竞争优势很多，包括雄厚的资金支持、项目可投放的资源、丰富的内地客源、长远的战略发展，及具有竞争力的薪酬福利机制等。这些因素都是中资企业近年来开始吸引人才的优势所在。

同时，随着环球经济增长放缓，各大外资银行近年纷纷缩减亚洲区投行业务。相反，受惠于中国经济向好及国家大力支持企业“走出去”战略，中资企业积极赴港开展及拓宽业务，将内地的金融活水引入香港，大量吸纳本地人才，提振香港经济与就业市场，亦加强了中资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以国泰君安国际为例，公司拥有深耕香港20年经验，因此相比其他公司能够更深入了解本地资本市场。公司人数超过400人，通过多年积累及有效激励，不仅拥有一批精英、实干的专业服务团队，更收获众多高净值、高质素的国内客户。截止2016年底客户在公司的托管资金及资产超过1,700亿港元，2017年公司于经纪业务的市场占有率显着提升。

国泰君安国际在香港市场拥有较强的竞争力，还源于母公司的雄厚实力和全力支持。公司控股股东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中国最大证券公司之一，于2015年在上海交易所上市，并于2017年4月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交易。2016年国泰君安证券净利润名列行业第二。母公司品牌效应、客户基础、研究实力及经营支持是公司拓展香港市场的重大优势。

阎峰：在“一国两制”之下，国家大力支持香港的发展，推出一系列惠港措施，包括CEPA、“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预期也将很快推出。

这些互联互通机制的建立，对提升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地位具有重大意义，有利于加快内地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有利于海外投资者加大对于内地资本市场的投资，有利于改善内地资本市场投资者结构并藉此提高市场有效性，改善公司治理和提升监管水平，也有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长远目标。

同时，互联互通有利于香港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并将香港打造为国际资产管理中心、财富管理中心和离岸人民币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