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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汹涌的“破发”潮中，港交所迎来第4家尚未盈利的生物科技企业。近日已通过聆讯的信达生物在香港宣布公开招股，计划于10月31日在港交所主板挂牌上市。
根据招股计划，信达生物拟以每股13.98港元(区间是12.5–14港元)的价格发售约2.36亿股，其中10%在香港公开发售、90%在国际配售。本次募资规模约33亿港元。
招股资料显示，目前信达生物已确认了包括红杉资本、惠理基金、涌金资本、资本集团(CGPM)、淡马锡等在内的10家基石投资人，共计认购19.18亿港元，约占其募资总额的六成。
在国内生物医药界，俞德超和信达生物无疑是耀眼的明星。信达生物是首个将原创新药授权给跨国制药巨头的本土药企，而俞德超本人是国内唯一曾将两个一类新药开发上市的科学家。强大的研发实力背书之下，信达生物自创立以来就是资本的宠儿。
在信达生物的前面，歌礼生物（歌礼制药-B，01672.HK）、百济神州（百济神州-B，06160.HK）以及华领医药（华领医药-B，02552.HK）已陆续在港上市。然而，在今年港交所新股破发率高达七成的大环境下，这三家来自内地的创新型生物科技药企均未能幸免，股价表现惨淡。
明星光环之下的信达生物此番能否打破“破发”的魔咒？
“香港市场十分国际化，吸引美国在内的国际投资者，也更有利于内地在内的亚太投资者参与。”信达生物首席财务官奚浩在日前的上市记者会上表示，“市场有其自身的运行机制，受不同因素的影响。在合理的价格下，投资者会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看好公司长期的价值。”
事实上，自诞生之日起，信达生物就自带光环。这与其创始人俞德超的背景有着莫大关系。俞德超是位“海归”科学家，创立信达生物之前，在新药研发领域已颇有建树。
1993年，俞德超获得中国科学院分子遗传学博士学位后赴美，在加州大学博士后站从事药物化学研究。回国之前，他先后在美国Calydon、Cell Genesys、Applied Genetics等生物制药公司担任首席科学家、副总裁的职务，拥有数十项专利。
2006年，俞德超带领研发的全球首款基于溶瘤病毒的免疫治疗创新药物“安柯瑞”上市，开创了利用病毒治疗肿瘤的先河。
也就是这一年，俞德超回到了中国，加入康弘药业，负责生物药研发。在此期间，他主持开发了我国首个具有全球知识产权的单抗药物“康柏西普”。
成功开发两个一类创新药的成果，让俞德超在业内声名大噪。2011年，其欲离开康弘药业自主创业时，资本即闻风而至。
2011年8月，俞德超在苏州创立信达生物。仅仅2个月后，信达生物就完成了500万美元的A轮融资，投资方是富达亚洲共同成长基金（现已更名“斯道资本”）。2012年6月，信达生物再次完成3000万美元的B轮融资，礼来亚洲基金领投，富达亚洲继续跟投。
俞德超想做国际标准的大分子生物药，但创新药成本高、周期长、风险大。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投资机构特别是国内基金大多对其持观望态度。不难发现，信达生物的早期投资方，基本都是美元基金。
2015年，国家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拉开改革大幕，信达生物也迎来了高光时刻。当年3月，信达生物将自己研发的PD-1单抗的海外市场授权给美国礼来制药，并收到5600万美元的首付款。10月，信达生物再次与礼来达成总额超过10亿美元（里程金）的全面合作，双方签订了3个肿瘤免疫治疗双特异性抗体的全球开发合作协议。
这是首个本土企业将自己的新药以“国际价”授权予跨国制药巨头，被视为中国新药研发史上一个里程碑事件，也是信达生物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节点。那一年，信达生物完成了1.15亿美元的C轮融资。
2016年11月，信达生物完成D轮融资，获得来自国投创新、国寿大健康基金、中国平安、泰康保险等机构的2.62亿美元投资。这是中国生物医药行业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融资，也是当年全球范围内第二大融资案。
豪华的研发团队，加之赶上了中国创新药物研发的“黄金时代”，信达生物的融资之路走得颇为顺畅。至上市前，信达生物共完成了5轮合计5.62亿美元融资。据招股书资料，至今年上半年PRE-IPO轮融资时，信达生物的整体估值已有12.8亿美元。与此同时，俞德超的股份已被稀释至6.31%。
尽管背后有众多资本加持，但在今年港股市场新股破发率高达七成的大环境下，市场人士对于信达生物上市后的表现依然表示担忧。
“研发实力和产品管线布局都是不错的，长期看是有增长潜力。短期来说，毕竟产品还没出来，没有盈利，容易受市场因素的影响。”上海某大型公募医药研究员张亮（化名）向记者指出。
过去7年里，信达生物布建了一条由17种候选抗体药物组成的产品研发管线，覆盖了肿瘤、眼底病、自身免疫疾病、心血管疾病等领域。
其中，新型PD-1抗体信迪利单抗（IBI-308）已经提交新药上市申请，并被纳入优先审评通道；另有3个品种已进入后期临床开发阶段，包括贝伐珠单抗的生物类似药IBI-305、利妥昔单抗的生物类似药IBI-301和阿达木单抗的生物类似药IBI-303。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尚未有产品成功商业化，信达生物至今仍处于大额“烧钱”、持续亏损的状态，仅靠政府补助和一些服务授权实现少量收入。
招股书数据显示，2016年、2017年和2018年上半年，信达生物的研发开支分别为3.85亿元、6.12亿元、4.2亿元。同期，信达生物的亏损额度分别达5.44亿元、7.15亿元、5.76亿元。
眼下市场最为关注的是，核心产品信迪利单抗的研发进展，其能否顺利获批直接决定了信达生物未来几年的经营业绩与股价表现。
今年4月份，信迪利单抗的上市申请已获得国家药监局受理，并纳入优先审评。尽管提交上市申请之路一波三折，但目前信迪利单抗的进度依然是国产PD-1抗体中走得最快的。在业内人士看来，如无意外，该品种预计将于明年获批上市，或可提振市场信心。
信达生物方面也在加快推进信迪利单抗的临床进展。公司表示，此次上市募集资金的65%将用于核心产品的临床试验，25%用于正在进行及计划中的其他管线业务的临床试验等，剩余10%则用于营运资金及一般用途。
虽然产品尚未上市，但信达生物已面临商业化竞争加剧的压力。截至目前，与信迪利单抗作用机理相似、处于竞争状态的PD-1抗体药物已有5种。
今年六七月份，百时美施贵宝的PD-1抑制剂纳武单抗（Opdivo，俗称“O药”）和默克的帕博利珠单抗（Keytruda，俗称“K”药）先后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进入中国市场。
出乎意料的是，这两个外资药在中国的定价均给出了全球最低价。从两家公司公布的在华售价来看，“O药”在中国的售价仅为其美国零售价的52.9%，而“K药”给出的定价亦仅为其美国售价的54%。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外资药大幅降价的背后，既有近期国家连续针对抗肿瘤药降价政策的原因，也是基于国内PD-1市场竞争激烈的一个被动选择。在多家本土企业奋起直追之下，外资药企也难言轻松。
除了外资药，信迪利单抗还要面临与其他国产PD-1抗体之间的较量。除了信达生物，君实生物的JS-001、恒瑞医药的SHR-1210、百济神州的BGB-A317也都已提交新药申请，并纳入优先审评。
在报批的时间进度上，第一梯队的几家企业之间彼此咬得很紧。而从申报的适应症来看，信迪利单抗与恒瑞医药的SHR-1210、百济神州的BGB-A317申报的主要适应症都是霍奇金淋巴瘤。
PD-1的庞大市场毋庸置疑，考虑到短期内同批竞品有5个，长期可能多达十几个，激烈的市场营销战或不可避免。
目前来看，尽管产品都还未上市，各家企业都已在为商业化阶段做筹备。信达生物表示，今年年底之前将组建一支有250人规模的商业化团队。未来随着业务发展，计划将商业化团队规模扩大一倍至500人。
今年以来，国家在推动抗癌药降价方面陆续推出零关税、医保准入谈判、专项联合采购等系列“组合拳”。最近一轮国家抗癌药专项谈判的结果显示，17种抗癌药拦腰降价进入医保。
“创新药的回报除了产品本身的疗效和质量外，更取决于医保政策的松紧、市场竞争的强弱等。”张亮向记者表示，“创新药要以价换量进医保，已不能像过去那样高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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